（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皇权是不容动摇的。继杨俊、杨秀之后，杨坚的小儿子汉王杨谅成为了杨广的下一个目标。权力冲淡了亲情，更冲淡了人最基本的良知和道德底线。慨叹之余，或许我们会意识到，珍惜当前的生活，更加重要）
公元604年7月，太子杨广登基，是为隋炀帝，改元大业，以公元605年为大业元年，立萧氏为皇后，大赦天下。
又是崭新的一天，杨广坐在龙椅上，看着满朝文武，沉默不语。宫外的长安，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那么祥和。
殊不知，隋朝的风雨飘摇之时，即将到来。
我们前面提到过，杨坚与独孤皇后有五个儿子，原太子杨勇被废，三儿子秦王杨俊被闲置在府，四儿子蜀王杨秀被废为庶人，但不要忘了，他们中还有一个最不起眼的小儿子——汉王杨谅。
杨谅（575——605），一名杰，字德章，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他和四个哥哥一起，被封了爵位，是为汉王。开皇年间，杨谅和几位哥哥一样，被隋文帝杨坚派到各地去任职，任过雍州牧、并州总管，也带过兵，打过突厥，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在一个家庭中，最小的孩子一般是最受父母的宠爱的，杨坚家里也不例外，在五个儿子当中杨坚最宠爱杨谅，甚至在法律方面都可以对他网开一面。可以说在开皇年间，杨谅生活得顺风顺水、非常骄傲。
这样的平静在进入仁寿年间后便被打破了。自从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杨勇被废以来，杨谅感觉自己的生活越来越不安全，似乎有一个恐怖的幽灵一直回荡在他身边。紧接着，杨俊、杨秀接连倒台，隋文帝杨坚去世后，杨广又立刻矫诏处死了废太子杨勇，这一连串的血腥事件让杨谅愈加不安。他因为什么感到不安？很明显，杨广的一系列绝情之举让杨谅感到极度危险，现在端坐在龙椅上的年轻人，早已不是他的二哥，而是一个随时可能亮出沾满鲜血的利刃的杀手。杨谅看到了他几位哥哥的悲惨遭遇，深知自己不可坐以待毙。于是杨谅早在隋文帝杨坚去世前就告诉他说：“突厥实力依然很强大，如果来犯，我这里就是首当其冲之地，所以应当加强军备，以备不测。”杨坚听从其言，大发民工，修缮城防，锻造军器，全部集结到杨谅手里。很明显，杨谅这是在为谋反做准备。但是，杨坚最疼爱的儿子就是他，所以对他的这一要求也没有感到怀疑，我们试想，如果是杨秀、杨俊，甚至是高熲、苏威、虞庆则等人要求加强军备的话，结果恐怕就完全不同了吧。并且，大隋一朝并不是只有杨谅一个人有此意图，还有两个人跟他站在同一战壕里。一个是王頍，一个是萧摩诃。萧摩诃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南陈旧将，与贺若弼交战被俘后虽然名义上降了隋朝，但一直得不到重用，郁郁不得志，时刻都有推翻隋朝的打算。王頍是梁朝大将王僧辩的儿子，与萧摩诃一样，同样是怀才不遇，《隋书·文学传》中记载：“又晓兵法，益有纵横之志，每叹不逢时，常以将相自许”，并且这个人“勤学累载，遂遍通五经，究其旨趣，大为儒者所称。”杨谅很信任他，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智囊（及高祖崩，谅遂举兵反，多頍之计也）。
杨广没有动作，杨谅也绝对不会行动。两人心照不宣地对峙到公元604年8月。这一年，杨广趁隋文帝杨坚刚刚驾崩之机，矫诏令杨谅进宫。一纸诏书激起千层浪，当它被递到杨谅手中后，杨谅脸上的肌肉缩成一块一块，抽搐着，他的嘴慢慢翕动着，像要说些什么，但又欲言又止。沉吟半晌，杨谅下令，起兵！王頍知道杨谅已经迈出了那一步，于是立刻献计：起兵后有两种选择。第一种，用关西（函谷关以西）之兵，快速行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长安，这种方法比较冒险，但一旦成功，整个隋朝可据而有之。第二种，用关东之兵，向东占据旧有北齐的地盘，与隋成对峙之势。这种方法安全性高，但显然战后所获不如第一种。杨谅觉得这两种办法都有道理，于是兼而采之，还打出了“杨素反，将诛之”的旗号。
起兵后，杨谅的总管府兵曹裴文安又献上一计：
井陉以西，是王掌握之内，山东士马，亦为我有，宜悉发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随方略地。率其精锐，直入蒲津。文安请为前锋，王以大军继后，风行电击，顿于霸上，咸阳以东可指麾而定。京师震扰，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群情离骇，我即陈兵号令，谁敢不从，旬日之间，事可定矣。
什么意思？裴文安认为杨谅应该留老弱士兵守住紧要路口，并扩充地盘，杨谅自己率精锐士卒则直入蒲津（今属山西省永济市），此后，文安自己充当前锋，杨谅为后，屯兵于霸上（今属陕西省西安市），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以东弹指可定。那时就对长安形成了包围之势，隋兵必然一时难以集结，君臣离心离德，我军借机号令天下，大事可成。裴文安的这条计策倒是颇具战略眼光，他设想的情景应当与当年楚汉之争时刘邦和项羽在陕秦大地的对峙非常相似。杨谅也采用了他的计策，派出五路军队，余公理出太谷（今属山西省晋中市）往河阳（今属河南省焦作市）进发；綦良出滏口（今属河北省邯郸市）往黎阳（今属河南省鹤壁市）进发；刘建出井陉（今属河北省石家庄市）往燕赵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