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义勇军能赶走日本人吗？”顾维均严肃地问道。
“不知道，但日本人很怕他们。跟着他们死，也比在这儿受气强。”
顾维均无话可说，只觉得心情沉重。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遇到机会，他就会向代表团各国代表揭露刺刀上架起的“满洲国”。身为外交官员，他虽然主张以外交方式解决东北问题，但旅馆那位青年的话，又时常让他产生出一丝困惑和疑问。
6月5日，国联调查团一行结束了东北之行，返回北平。他们走了，但黑土地上的枪声并未平息。1932年春夏，东北抗日义勇军迎来了它的高c。
东北大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多年来一直以匪患闻名全国。到处闹“胡子”，不仅仅是地方穷，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崇山峻岭、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地，都是“胡子”繁衍的好地方。“胡子”闹得凶，舍家弃业投奔山林也成了不少人没活路时的自然选择。
但日本人的到来，远甚于以往的任何一次灾荒。当亡国奴、受小鬼子欺侮，粗犷、豪放的东北汉子咽不下这口气。马占山江桥屡挫敌寇，一战成名，不但令东北父老觉得振奋，更引得各地的东北军旧部、地方民团、农民自卫军、旧时警察甚至山林里的“胡子”，也纷纷拉起队伍，四面向日本人出击。一些一度受日军声威震摄而降日的伪军又开始大批大批地反正，重将枪口对准了日本人。仅有2万多人马的关东军终于陷入四面受攻而应接不暇的窘境。
4月21日，原东北军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旅第3团团长唐聚五在辽宁桓城率全团官兵起义，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唐本人被推举为总司令。当天，唐部举行誓师大会，通电讨日，参加者迅速增至万余人。唐聚五的民众自卫军在日后的战争中多次予日军以重创。
5月3日，东北通化大刀队与日军激战方正台子，用大刀砍死日军40多人。
5月23日，马占山部与日军在呼兰城郊展开激战。有勇有谋的马占山再次大败日军，并一口气追出上百里，直到松花江北岸傅家甸才收马回营。
与此同时，丁超、李杜的吉林省自卫军、苏炳文部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冯占海部受后援会领导的第6军团、王德林部的国民救国军和王显声、熊飞指挥的警察大队在辽吉黑三省大力发展组织，扩充抗日实力。
投身抗日队伍，在当时的白山黑水间似乎已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风潮，就连“九？一八”事变前正在拉杆（组织匪帮）或关在大牢里的胡匪头们，也都为东北父老的这股抗日热情感化，拉起队伍下了山，投入了抗日义勇军的阵营。其中，掌舵的大多是声震关内外的积年惯匪，如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j）、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的项青山、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东北的匪盗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整齐地下山，投身到同一支队伍里，就是地方当局多少次优禄招降也难见这种局面。
这股土匪也算是良心未泯，终于在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家园遭难时，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样尽了一份自己的力。ザ北各地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搅得关东军应接不暇。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手忙脚乱，屡向东京军部告急，请求援兵。
东京被震动了。
6月3日，陆军省向外界公布：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在东北战场死伤计4163人，约合关东军发动事变时总兵力的一半。实际上，陆军省不但与海军省失和，与内阁也并非完全一气，报战果总是夸大其辞，报损失总是七折八扣，这在当时的东京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即便以这个数字与“九？一八”时沈阳仅死2人、伤10余人的伤亡代价比较，东北抗日义勇军给日本关东军造成的损失已是太大太大了。
1932年夏，本庄繁率关东军全力征剿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时，义勇军抗日力量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当时30万之众的抗日义勇军，足迹遍及白山黑水的各个角落。本庄繁为招降各路义勇军，准备了数百份“满洲国”高官的委任状。但令他意外的是，每次的招降活动都会迎来一通臭骂和一场攻击。涣散的旧军官们好像摇身一变，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分子。他想不通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变得如此快、变得如此大。
8月8日，东京大令传到东北。日本陆军铁腕人物武藤信义大将奉调关东军司令，同时兼任关东地方长官、驻满全权大使，集三权于一身，本庄繁奉旨回国。
武藤大将果然显示了铁腕人物的强硬，他又为关东军带来2个新锐师团。对义勇军，他基本放弃了招降策略，准备用飞机、大炮摄服东北的抵抗力量。
30万义勇军不得不开始与一个浑身上下透着武士气质的铁血军人对阵。
武藤把攻击矛头首先指向了曾与关东军拼得最凶而实力大损的马占山部。齐克路上，日军2个师团的重兵对马占山千余残兵穷追不舍。兴安岭深山中，日军重兵包围了马占山部。激战过后，马部伤亡惨重，身边只剩下官兵5人，陷入绝境。日后多年，马占山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我只剩11粒子弹，加其余5人，子弹也不足百粒，他们搜山，我们藏于树内，眼见有8个日本兵托着枪，凶神似地，一步步搜来。……我们看他们行近便一枪一个，将8个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